李镇西：大幅度提高教师待遇，我的三个呼吁丨头条
如果我们国家真的大幅度提高了教师待遇水平，大幅度提高了教育入职门槛，大幅度改善了从教人文环境，“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将不再是奢望。
最近，我和大家都很关注安徽六安的事。这件事是非曲折一目了然，不用我多说。
作为成都市人大代表，我在今年提交了五条建议，其中之一便是关于提高教师待遇的。5月28日上午，成都市教育、人社局等领导专门到我办公室答复我的建议，并做了深入交流和沟通。我相信，事情会逐步好起来的。
我想到去年曾用心做过调研，并写过一篇文章。今天重新翻出来推出。
为了“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
——我对教师队伍建设的三条建议
“教师”包括了大中小幼以及各种特殊学校的所有教师，但我本文所谈的教师，特指从事基础教育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
对照现实，我们民族是否正“源源不断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呢？
目前我们的教师队伍，总体上讲，当然是很好的，大多数老师的素质都能够胜任教育的使命。不承认这点，就无法解释最近几十年我们的教育事业为何能蓬勃发展并取得丰硕成果。但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是不够称职或很不称职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无论教育理念多么先进，无论制度安排多么合理，无论课程设置多么科学……离开了高素质的教师，一切都是水中捞月、纸上谈兵。
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关键是教育发展，而教育发展的关键在教师。因此，吸引最优秀的人投身教育，某种意义上说，决定着一个国家真正光明的未来。
在这方面，我们国家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我想提三条建议：
第一，大幅度提高教师待遇水平（谈用高薪吸引并留住最优秀的人才）；
第二，大幅度提高教育入职门槛（谈严格教师入职条件，真正让最优秀而又有志于教育的人来当老师）；
第三，大幅度改善从教人文环境（谈给教师以精神自由度和教育自主权）。
下面，我略微展开陈述——
中小学教师待遇偏低，这是依然存在的严峻现实。今年上半年，我曾对全国中小学教师做过一个问卷调查。
本次问卷调查参与者16398人，主要来自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总体占比不多。排在前十位的省份是：河南、四川、山东、湖南、江苏、浙江、广西、广东、河北、安徽。
调查结果显示，全年能拿到手的个人收入，有一半的教师在3-5万之间，能拿到9万以上的人数不多，还有19.24%的教师年收入在3万以下；鉴于收入与支出的占比，79.78%的教师并不满意当前在学校的收入，表示“满意”的只有2.4%，表示“可以接受”的也只有17.82%。
在过去10年中，虽然经济不断发展，但教师们的收入变化其实不大。72.17%的教师认为，自己的收入只是略有变化，小幅增加；只有12.4%的教师表示涨幅明显，而9.31%的教师则表示没有变化，甚至还有3.98%的教师发现较之以前还有所减少，2.15%的教师收入甚至下降明显。
面对“如果给予您相同性质、相同强度、而收入更高的工作，您是否愿意离开现在的单位？”这道调查题，有91.65%的老师的回答是“愿意”，而“不愿意”者仅有8.35%。
这个调查结果是否百分之百地反映了中小学教师收入的实际情况，我不敢说。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说明教师待遇低这种现实的。尤其是对不少年轻教师而言，职业收入甚至很难维持其基本的生活水平。
成都地区的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每个月扣除这样“险”那样“金”，最后拿到手的只有一两千，如果还要租房，那生活何等的窘迫？
据《教师蓝皮书：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报告（2014）》，2013年，北京市约1/3高中教师的年工资收入在6万元以下，1/2在6万至8万元，1/5收入高于8万元。而据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编制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2016年北京房价全国第一，12月北京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均价3.82万元/平方米。北京朝阳区一个月薪为5千的小学班主任，要买70平米的两室一厅，不吃不喝需要44.5年。
这样的待遇，怎能吸引并留住最优秀的人投身教育行业？
最近几年，人们爱谈论芬兰教育如何如何发达，而芬兰教育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该国教师丰厚的薪资待遇吸引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根据《芬兰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状况》（2012年）报告显示，2007年芬兰人均月收入为2300欧元（折合人民币16680元），而教师月工资为2000-2400欧元（折合人民币14504-17405元）。
据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滕珺所著的《世界向芬兰学习什么》（2013年）显示，一个有15年工作经历的初中老师年收入大约在41000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281924元）。
同时，芬兰教师薪水的涨幅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且涨幅与教龄和教学水平挂钩。通常来说，芬兰教师从入职到15年教龄，薪水涨幅约为1/3，中小学教师最多能涨58%，高中教师最多能涨77%。
因此，我再次强烈呼吁，国家大幅度提高教师待遇，以吸引高中毕业生中最优秀的学生报考师范院校，同时留住在职的优秀教师。
另外，我所说的“待遇”还包括教师能够享受一些“社会优惠”。
比如，所有收费景点和文博场所，都免费或半价向教师开放。每当我们在许多场所看到有“军人优先”或“军人免费”的提示时，心中自然会升起对军人的羡慕与尊敬。同样，如果今后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教师优先”“教师免费”的提示，教师这个职业的社会地位定会在无形中提升许多。
又如，车站买票、机场安检、医院候诊等等，我们也常常会看到有“军人优先”的提示，以后能不能也能“教师优先”？
如果真正实现了这样的待遇，我们可以想象，该有多少优秀的人争先恐后地当教师啊？
也许有人会说：“那医生呢，那警察呢？那公务员呢？一个国家哪个部门不重要？”既然我们承认“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那把教育放在国家战略发展的突出重要地位，也就一点都不过分了。
我认为，一个国家最该烧钱的地方是国防和教育。国防，保卫着一个国家的安全存在；而教育，则保证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
如此一来，国家大幅度提高教师待遇水平，谁还会反对呢？
现在，我们国家的教师职业门槛其实并不高。
一个教师，入职前报考师范院校的分数就相对比较低。
目前中国被确定为“211大学”的有112所，其中列入“985工程大学”的有39所。而在这112所“211”大学中，师范大学只有8所，其中“985工程大学”仅两所。最近公布的42所“双一流大学”名单上，仅有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名列其中。
从每年高校招生的分数线看来，全国138所师范类大学（包括师范类独立学院），除了北师大、华东师大等18所重点师范大学的录取线是“一本”之外，其余120所师范院校都是“二本”；大学之间的这种差距决定了师范类学院的录取分数线大大低于重点综合性大学。
比如，四川大学2017年在四川的文理科最低录取分数线分别是596分和590分，而四川师范大学在四川的文理科最低录取分数线则分别是559分和510分；也就是说，一个考生要报考师范院校，只要成绩中等或中等偏上，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大学四年，师范专业的课程也相对难度并不大，如果没有特殊的严重违纪情况，一般都能顺利毕业；毕业之后参加教师公招，比起公务员考试，那更是容易多了。
如此低的入学门槛，造成了许多师范生虽然是本科毕业甚至硕士毕业，但其专业素养却名不副实。我当校长面试应聘大学毕业生时，仅仅看印制精美的简历还看不出什么，但如果让他们手写一段话，不少年轻人便真正意义上的“献丑”了。
一次，一位毕业于“211”兼“985”的著名大学的新闻专业硕士生前来应聘，我请她背一首最长的古诗，犹豫许久，她结结巴巴地念：“十年生死……生死……”我提醒道：“两茫茫。”她便接着说：“两茫茫……两茫茫……两茫茫……”宛如唱片滑丝一般不断重复“两茫茫”。我真是无语了！现在中文系毕业而不会写文章的中学语文教师绝非个别！
多年前，我去看望著名特级教师于漪老师，聊起语文教师的素养，我说：“现在许多中文系的学生，读中学时语文成绩就不是最好的，可读了四年师范大学，摇身一变就成了中学语文教师！”于漪老师说：“哪需要‘摇身一变’啊？‘摇’也不‘摇’就直接是语文教师啦！”
对在职教师来说，“教师”这个职业很稳定。这里的“稳定”也包括了职业风险比较低。当然，近年来由于学校安全事故、学生及其家长寻衅滋事甚至殴打老师等恶性事件，而导致一些教师的“职业风险感”甚至“高危感”增强，这也是事实。
但暂且不说这些极端实例，从总体上看，应该说大多数公办学校教师的职业稳定感还是比较强的。
可以这样说，只要没有极其严重违反师德的行为，或者说，哪怕有了违反师德的行为但没有被举报也没有产生有恶劣社会影响的后果，一个老师哪怕他不认真备课，不认真批改作业，只要不杀人放火，他的饭碗都是稳稳当当的。我们没有见过那个老师因为敷衍塞责、消极懈怠而被劝退的。
总之，当低素质（不是不想教好书，而是心有余而不足）或混日子（能把书较好，但不负责任）的教师不是个别时（当然也不能说是“多数”，但相当一部分不称职已经严重影响教育质量和教师声誉了，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现状），“法不责众”，学校便只好这样“将就”了。当然，我再次声明，这里说的是一般的公办学校。至于私立学校，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如果国家拿出财力大幅度提高教师待遇，如果师范院校有了源源不断的优质生源，国家就应该大幅度提高教师的专业要求，提高入职门槛，这样教师队伍的素质总体上会得到极大地提升——师范大学招生，其录取线自然会普遍都高于一般院校，属于“一本”线。
如果可能，各师范院校还应对考生进行面试，从性格、志趣、天赋甚至包括智商等方面，选拔真正“适宜”于当老师的孩子——这从源头上就保证了优质苗子进入了未来教师的行列，真正“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在校四年，学生所学课程应该有一定深度、广度和难度，这些课程应该着眼于培养和提升学生的科学精神、人文品质以及师范专业技能。另外，不但“严进”，而且“严出”——学业不合格者坚决不发毕业证。
有了这样严格的专业训练，我建议对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取消专门的教师资格考试，凡是能够拿到毕业证的师范生同时给他们颁发教师资格证。
入职后，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管理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法规，严格从职业道德、教学规范等方面要求每一位教师履行职责——当然，与此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官员和学校管理者也要接受同等的监督，以防止“乱作为”。
有了这样的制度和氛围，教师的师德风貌、敬业境界、专业素养、带班水平、课堂艺术等等必然得到大幅度提高。
那些教师队伍中严重违反师德和职业规范的“害群之马”，或者得过且过混日子的“南郭处士”，不但误人子弟，而且严重败坏了教师的整体形象——可以说，现在教师社会声誉不佳，很大程度上就是这少数“害群之马”和“南郭处士”造成的。
所有善良、正直、勤勉的老师都因他们而蒙羞，甚至替他们了背黑锅，因此，对这样的败类应毫不手软，一律依法清除（开除或劝退）出教师队伍！千万不要因“维稳”而姑息养奸。
提高教育入职门槛，不仅仅是对一线教师，也包括——或者说，更包括校长、局长等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各级管理者。
师范出身并在学校一线上课多少年，应该成为校长必备的任职条件。我个人认为，一个普通教师最好在四十岁以后再担任校长，这样他会有更加丰富的教育实践积累，二十多三十来岁就当校长，往往缺乏应有的历练。如果有人要拿红军时期20出头的军长军团长来反驳我，我只能说，二者完全没有可比性。做校长，就是应该讲资历，特别是一定要有教育家情怀。
提高当校长的门槛，还要完善对校长的监督考评机制。
让少数不学无术却擅长溜须拍马的人无法当上校长，让靠吃喝玩乐、混日子的校长一天也呆不下去。局长的门槛更应提高——他最好应该有在基层学校长期工作的经历和经验。那种随便找个乡镇干部当教育局长的情况，应该避免。
当然，我不是说局长绝对必须学师范出身，或当必须过教师，如果由于特殊原因，局长既不是学师范也没当过老师，但至少应该是教育内行——这是底线。更重要的是，局长首先应该是一位有教育家情怀的书生——不但理解教育，而且理解教师，其次才是教育行政管理者。
还需说明的是，提高教育的入职门槛，不能简单地认为增加“难度”，而是使其更科学合理——为了“更科学合理”甚至有时还需“降低门槛”。
比如我前面谈到的师范毕业生不再另考教师资格证，其师范院校的毕业证就等同于教师资格证；又比如，公招教师时，对特别优秀（当然要有可信的证明）的考生，可否放宽年龄限制？对于非师范专业而又有志于的其他行业的人，可否经过一定的考核而破格准许从教？
比如一个50岁的金融从业者，如果他想改行当老师是否有机会？还有，对于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证明其德、能、绩都很优秀的代课教师，可否不论年龄而免试转正？等等。
提高了教师的待遇水平，提高了教育的入职门槛，还要改善从教的人文环境。
随着办学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学校无论教学硬件，还是校园景观都比过去大大改善，但对于真正有志于教育的老师来说，最希望教育行政部门改善的是人文环境——
应该给教师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这对于学校是真正的威胁。”虽然教育质量的提高是年级组、教研组以及各种学习共同体等团队智慧的结晶，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属于个体劳动者——所有的理念和设想，都必须通过教师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工作去变成一堂一堂的课，而备课、上课、作业批改、组织班级活动、和学生谈心……这些都是教师独自完成的，因此需要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
可现在老师们普遍感觉被管得太死，总是很被动地忙碌。只有给老师以尽可能充裕的自由时间，才能释放他们的创造力。
给教师更多自由思考的空间。
教师是知识分子，独立思考是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按说，思考是各人大脑里面的事，想什么不想什么谁也管不着，这“思考自由”从何谈起？但毋庸讳言的是，在最应具备创造性品质的教师群体中，不少人现在却最缺乏批判性思维：崇拜权威，迷信教材，不敢质疑，人云亦云。
教师的思考自由更多的是被上面许多“统一规范”所剥夺了的——当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强调“步调一致”的“执行力”的时候，教育就取消了。作为教育者有自己的想法也没用，干脆不去“多想”。
我呼吁教育管理者要尊重并鼓励每一个教师对教育的思考权利——无论是思想理念，还是实践做法。
特别要说明的是，尊重思考的权利，就包括了允许教师“说错了”的权利，因为如果只允许“正确地思考”等于就是剥夺了思考。即使行动上服从大局，听从指挥，但思想上完全可以保留自己的不同看法和继续思考、质疑的权利。一定要让老师们在校园有一种思想的安全感。
给教师更多的教育教学自主权。
我想到我自己的一段经历。二十多年前我进行作文教学改革——教会学生自己改作文，让学生逐步具备修改能力后，最后我完全不批改作文。此举得到校长的支持。但他说：“我不能在学校公开此事，更不能表扬你，因为并不是每一位老师都如你一样是认真在进行教学改革。如果公开表扬你，那么很可能有不少老师会打着改革的旗号而根本就不批改作文作业。”
我当时非常理解校长对我的理解。确有少数教师既缺乏敬业精神，也没有过硬的专业素养，所以现在许多学校普遍管得比较严，统一要求比较多，这不但可以理解，甚至说在某个阶段也是必须的。
但既然有了前面两个“大幅度提高”，教师无论是敬业精神还是专业素养都应该是值得充分信任的，那么就应该最大限度地把教育教学的自主权还给老师们——让他们有选择辅助教材、甚至自编补充教材的自由（国家统编教材当然是无法不选择的啰），有选择教学模式或不要任何模式的自由，有选择备课方式和教案呈现形式甚至不写教案（对成熟的教师来说，不写教案不等于没有备课）的自由，有选择课堂教学方法的自由，有选择作业批改形式的自由，有选择考试方式的自由，有选择班级管理模式的自由，有选择确定班级文化核心的自由，有选择主题班会内容和形式的自由……
减少“非教学任务”的干扰。
为什么现在许多本来热爱教育的老师却不喜欢教书了？重要原因之一是，现在教师所承担的工作已经越来越不“单纯”了。是的，我这里用了“单纯”这个词，因为教师从事的本来应该是很单纯的职业，就是日常教育教学工作，和学生打交道。可现在不少老师都有这样的感觉：忙碌了一整天，看着似乎做了很多事，但真正该做的却没怎么做。
不是不想做，而是没时间做，教师们的时间和精力大都耗费在了一些所谓的“重要事情”上——比如，写不完的各种应付材料，填不完的各种上交表格，迎不完的各种检查验收，还有补不完的各种活动资料……特别是什么都要“进校园”，最后具体的工作都压在了每一个老师的头上。
改善教育的人文环境，上级部门（还不仅仅是教育部门）就是要减少对教师额外非教学任务的摊派，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学本身，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备课、教研、培养学生以及自身的专业发展。
改善人文环境，还应该减轻教师超负荷的工作量，比如学校有宽裕的“师生比”，使老师们有一个合理的工作量。
国家能不能多拿出经费扩大每个学校的教师编制，让学校的教师人数“富裕”一些？比如按现有师生比，一个学校需要100名教师，那教育局就给学校120名教师。
这“多”出来的教师，不但减轻了老师们的超负荷的工作量，还解决了因病假、产假而导致的教师工作量的增加，而且也为学校能够让有些做出突出业绩的教师享受三年一次的学术假提供了可能。
改善从教的人文环境，显然还不止上述几方面，还有建立民主的学校管理制度以保证每一个老师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改进评优选先机制、改革职称评定方式（比如，我一直主张职称评定应该“评聘合一”而非“评聘分离”，现在的评聘分离，让许多老师评了职称却多年不能兑现，等于是拿了一张“空头支票”）等等。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如果说提高教师待遇是在物质上吸引老师，那么改善人文环境便是在精神上凝聚老师。
上述三条建议主要是针对未来的师范生培养和教师队伍管理而言，也就是说，是“将来进行时”而不是“现在进行时”。但我希望我们国家宏观的教育体制改革，能够逐步朝“双提高一改善”的方向推进。
我还想强调的是，大幅度提高教师待遇的水平，大幅度提高教育入职的门槛，这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因为大幅度提高了待遇水平，必然要提高入职门槛；因为门槛高了，从教难了，自然也应该提高从业者的待遇水平。
反过来说，我们不能只提高教师待遇，而不提高职业门槛，那不合理；也不能只提高入职门槛，而不提高待遇水平，那不合情。
有了高薪资的待遇和宽松、自由的从教环境，真正爱孩子、想教书的高素质教师便能感受到教育的心灵舒展、乐趣创造和职业幸福。
试想，如果我们国家真的大幅度提高了教师待遇水平，大幅度提高了教育入职门槛，大幅度改善了从教人文环境，“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将不再是奢望。
那时，中国教师将会有怎样的尊严感与幸福感？中国教育将会有呈现怎样的勃勃生机和累累硕果？我们国家将会在各领域诞生怎样群星璀璨的世界级大师巨匠？中华民族又将以怎样高度发达的科技、经济、军事、人文……而骄傲地跻身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
愿我们一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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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李镇西
来源丨镇西茶馆（ID: zhenxichaguan）
责编丨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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